艺咖联盟 中科大的科学家系列

以“人民本位”为标准的文化巨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任校长 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和革命活动家，是中国文化战线、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领域的标志性人物，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学术等领域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郭沫若的代表作品有：《女神》、《星空》、《南冠草》、《高渐离》、《十批判书》等。《女神》收入了郭沫若从1919年到1921年之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共57篇，多为其留学日本时所作。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炉中煤》、《日出》、《笔立山头展望》、《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等。
郭沫若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开始其诗歌创作和文学活动，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留日学生发起成立“创造社”，创作出版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女神》。1924年，郭沫若开始翻译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翻译过程中，他常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英、德、俄文本与译出的日文对照，从而涉猎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河上肇著作的一些观点，但是翻译这部书的过程，成为郭沫若思想的重要转型期，如他所言：“我自己的转向马克思主义和固定下来，这部书的译出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郭沫若《〈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序》）“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我要回中国去了，在革命途上中国是最当要冲。我这后半截的生涯要望有意义地送去。”（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从这时候起，郭沫若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1925年，郭沫若计划翻译《资本论》，并拟定了一个五年译完的计划，这个翻译计划后因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没有通过而搁浅。同年，他写了一篇“带有几分游戏的性质”的小说《马克思进文庙》，文中涉及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和杜威、罗素、杜里舒、泰戈尔来华讲学等事件，并将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孔子的儒家学说作比较，反映了郭沫若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寻找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相通之处的探索诉求。郭沫若认同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在1926年的演讲《文艺家的觉悟》和《革命与文学》中，明显舍弃了以前的纯文艺主张，而是试图用唯物史观阐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革命的关系。1927年冬，后期创造社掀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作为创造社的创始人之一，郭沫若对此给予肯定：“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了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朋友的努力，是有不能抹煞的业绩存在的。”（郭沫若《跨着东海》）
1925年至1926年初，郭沫若在分析中国问题的时候，与河上肇及其中国学生因观点不同发生论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等人注意到了郭沫若的文章，瞿秋白特意登门拜访郭沫若，并推荐他去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3月，郭沫若离开上海到广州，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同时也开始了他的革命者生涯。7月，郭沫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赴湖南、战武昌、入江西，10月被蒋介石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这期间，他认清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企图，于1927年3月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真面目。“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失败，郭沫若被国民党当局通缉。8月初，郭沫若一行历经艰险抵达南昌，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合，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守自己的政治信念与信仰，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的与纲领，使郭沫若做出了在深得蒋介石青睐之时揭露蒋背叛革命的真相、在中国共产党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抉择。
1928年2月，郭沫若流亡日本。在日本的十年，郭沫若潜心于学术研究，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开创之作。在甲骨学、古文字研究方面，郭沫若先后著有《甲骨文字研究》（1931）、《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两周金文辞大系》（1932）、《金文丛考》（1932）、《石鼓文丛考》（1933）、《古代铭刻汇考》（1934）、《殷契粹编》（1937）等。甲骨文研究方面的成就使郭沫若享誉学界，被公认为“甲骨四堂”之一，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中研究甲骨文的重要代表。此外，他还完成了一大批译作、回忆录和文学作品。他密切关注着国内的革命局势和文化动态，捐出自己译作版税给“左联”，促成“左联”东京支部恢复活动，加入国内文坛“大众文学”的讨论并促成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参与留日左翼人士的活动，挂念长征中的周恩来、成仿吾、李一氓等同志，担忧身在狱中的瞿秋白的安危。
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于1937年7月回国，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领导下，郭沫若组织第三厅举办了影响广泛的宣传抗战、慰劳、募捐等活动。1940年，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周恩来是指导委员，“文工会”举办各种由郭沫若主持的文化活动，宣传抗日，争取群众，推进抗日民主运动。在郭沫若50岁寿辰之际，中共中央发动党内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界知名人士举办为郭沫若祝寿暨创作生活25周年活动，以树立继鲁迅后的文化界旗帜，团结民主进步人士。周恩来对郭沫若说：“为你做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和五十寿辰的庆祝活动》）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借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的败亡，讽刺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提醒共产党在胜利过后不要骄傲自满，同时对时代剧变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表达了某种程度上的担忧。文章先后在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发表，引来国民党方面的激烈批评，而中共中央则要求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整风文件，警示全党“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关于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毛泽东致信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毛泽东《致郭沫若（1944年11月21日）》）《甲申三百年祭》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郭沫若的如椽巨笔在中国革命史上所起的作用可见一斑。
20世纪的中国社会不断发生巨大变革，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新文化与旧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形成了一次次的剧烈碰撞，郭沫若几乎都处于文化大潮的潮头，他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引领并推动着近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以《女神》等文学作品为代表开创新文学的发展路径，还是跳出“整理国故”的范围以“人民本位”为标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无论是以历史剧创作配合时代主题宣传进步思想，还是通过古文字考证延伸至唯物史观史学研究，郭沫若的治学特点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成为“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周恩来《我要说的话》）仅就历史学而言，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者。
1928年至1930年间，郭沫若以摩尔根《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向导”，从考释甲骨文、金文等新旧史料入手，完成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全书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明确表明作者基于唯物史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前提”的理论，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诸阶段，以后各篇分别以《周易》《诗经》《尚书》、卜辞、金文以及考古材料论证中国古代历史各阶段的社会性质，在研究中实现了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结合的首次尝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创之作。书中的论证、分析虽不免有公式化的倾向及史料史实方面的错误，但是都不能掩盖该书为中国史学开创新路径、例示新范式、贡献新见解、提出新方法的学术贡献，被时人誉为“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张荫麟《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从1942年到1945年，他接连推出了5部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复排并上演了历史剧《棠棣之花》，这些历史剧的题材背景主要是在先秦时期，与他正在进行的先秦社会历史与先秦诸子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郭沫若加强了对先秦社会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等论著。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到《十批判书》等论著对于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学说史的研究，既反映了郭沫若史学研究不断深入的自觉意识，也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郭沫若在这个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在材料上全面爬梳与悉心整理，在基本观点上坚持“以人民为本位”，在研究方法上坚持“向社会还原”与“判定价值”，这些特点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中的核心人物之一。
提到郭沫若，公众会想到他的文学作品和他对历史的研究，亦或是政治观点；提到中国科大，公众会想到尖端的科学技术，曾有钱学森、郭永怀、华罗庚……这样的科学大家执教。若不知道其中原委，很难将一代“文人”郭沫若与一所“理工”大学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二者渊源颇深，作为中国科大的首任校长，郭沫若是其主要缔造者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步艰难，科技基础与科技人才难以满足“两弹一星”工程计划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科院部分科学家提出依托中科院力量创办一所新型大学。1958年，该提议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批示，由此，中国科大的筹建工作即日开始。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全面主持学校的筹建工作。在多方努力和支持下，中国科大的雏形逐渐显现。

1958年9月20日，中国科大成立暨开学典礼上，伴随着郭沫若作词、吕骥谱曲的《永恒的东风》的旋律，“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的歌词刻进了第一届科大人的基因中，郭沫若说，“你们不仅在创建校园，而且在创建校风，将来还要创建学派”。正是在这种求实创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科大成立不久便以“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崭新且独特的风貌跻身我国重点高校之列。

中国科大在建校第二年即被列为全国重点大学

“勤奋学习，红专并进”。在中国科大郭沫若广场旁，一尊纪念碑伫立于阴翳之间，石碑上八个大字“勤奋学习，红专并进”是老校长郭沫若的题词，也是学校校风的由来。中国科大建校之初，就明确提出“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为研制“两弹一星”服务，是为了国家需要而建，因此学生必须要端正思想基础，此为“红”；此外，科大的创立是为了给国家培养高标准专业人才，因此要求学生勤奋学习，打好尖端科技的科学基础，此为“专”。如此，这八字箴言是郭老留给科大师生的宝贵文化遗产，将激励无数后继者不断前进。

“我们年青的科学家应该懂点文学”。作为近代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在激励科大学子高扬科学技术风帆的同时，也要将文学艺术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在文学艺术中找到科学技术创造的灵感。郭沫若十分关心学校的文化建设，不仅在文学艺术教育和文娱活动的开展上亲力亲为，认真修改和指点同学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同时还为学生在文学艺术上的创作进行审阅和指导，并热情推荐具有艺术天赋的学生们转学到音乐学院、戏剧学院学习，留下了诸多佳话，这也将文学与艺术的基因深深刻入到中国科大之中。
1959年9月8日，郭沫若校长在中国科大1959级新生开学典礼上作题为《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的致辞，首次提出“校风”概念，“我们的校风是好的，就是勤俭办学，艰苦朴素，红专并进，团结互助”，并特别解释了“红专并进”的含义。他认为“不红不专的懒汉是不能容许的；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的人，也是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不红则专不能深，不专则红不能透，这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必须又红又专，红透专深，两条腿走路，走到底。”

开学典礼结束后，郭沫若校长还为学校专门题赠了“勤奋学习，红专并进！”八字箴言，激励学子。

这一校风理念也得到陈毅、聂荣臻、 钱三强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一致认同与进一步阐释。
对于红和专的关系，陈毅元帅当年在中国科大作报告时，曾举例说明：如果一个飞行员很“专”，技术非常高，但是没有政治方向，那他飞到天上可能就跑了；另一个飞行员的政治方向非常坚定，很“红”，但驾驶技术非常差，那他飞上天去很可能就被人打下来了。这两个都不行，因此必须“又红又专”。

聂荣臻元帅在中国科大首届学生毕业典礼上把“红”解释为“革命化”，要为人民服务，“专”就是“现代化”，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他鼓励同学们既要忠诚于党和人民，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又要掌握先进的现代科学技术，切实、出色地解决我国四个现代化中的科学技术问题，做到又红又专。

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用物理学语言对“红”与“专”给出了个性化的解读：“红”是矢量，代表方向，而“专”是矢量的长度。不能不注意方向问题，如果方向搞反了，那是帮倒忙；也不能不注意长度问题，如果只红不专，即使方向对头，贡献也不大。所以，总的来说，应该提倡“又红又专”。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只有“助困”性质的人民助学金制度，没有“奖优”性质的奖学金制度。直到1983年，教育部发文开始实施“两金”并存的办法。然而早在1980年1月12日，中科院便已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在中国科大设立郭沫若奖学金的请示。2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郭沫若奖学金。“郭奖”全称“郭沫若奖学金”，是中国科大在校学生的最高荣誉奖项，你说牛不牛？更牛的是：它是新中国历史上由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高校奖学金、首个个人冠名奖学金。
（郭沫若校长的大爱视频）

首届15名郭沫若奖学金获得者名单
彭小维（基础数学）、韩思远（物理系低温）、胡冰华（物理系半导体）、毛润生（高分子化学）、吴奇（化学物理）、刘刚（理论物理）、张一荃（等离子体物理）、翁晓卫（力学）、李振勤（力学）、王宇戈（电子计算机）、李卫平（无线电电子学）、付敏跃（自动控制）、邱建伟（空间物理）、唐明（地球化学）、邓立（生物物理）。

此后，“郭奖”的奖金额度与时俱进，逐渐提升到500元、2000元、8000元、10000元。无论具体金额有多少，“郭奖”在中国科大人心中的崇高地位无可动摇。“郭沫若奖学金”既是中国科大优秀学子的荣誉象征，也是科大争创一流的精神载体。
一代代郭沫若奖获得者们从中国科大出发, 走向各行各业，走向世界各地，在科研、教育、管理、金融、IT等众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尊重和认可。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创办了中国科大，旨在为我国业已展开的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事业培养后备人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校长。“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看到这些歌词，你的耳边是否会响起熟悉的旋律？这就是中国科大的校歌——以报国为底色、以科学为目标、以学习为路径的《永恒的东风》。从中国科大创办的历史背景和办学目标来看，《永恒的东风》歌词中彰显的“报国”“科学”和“学习”概念正是中国科大精神内核之所在。

身为中国现代久负盛名的文化学者之一，郭沫若非常重视中国科大的校园文化建设，他在中国科大成立暨开学典礼上曾说：“我们的学校应该有适当的文娱活动和弦歌之声。”为此，他小试牛刀，草拟了中国科大校歌歌词。
9月15日，郭沫若致函中国科大党委书记郁文，请他在中科院院内和中国科大校内广泛征求意见以备修改，并指出“如能赶上开学天，由同学们唱出，是值得争取的”。

接到来函，郁文当即嘱咐有关部门迅速印制多份校歌歌词草稿，送校内部分同志征求意见。9月16日，校党委副书记张新铭汇整了校内人员的建议。郭沫若采纳了部分修改意见，比如建议改“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改“团结协作”为“团结互助”等。经过此次大范围的意见征集并修改，中国科大校歌歌词基本确定下来。
9月17日，郭沫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时，将校歌歌词呈请总理审阅。周恩来总理阅后当场回应，将校歌歌词“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改为“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先锋”，其余部分如前未动。
歌词甫一确定，郭沫若即邀请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歌曲作者吕骥为中国科大校歌谱曲。为什么请吕骥谱曲？郭沫若自有考虑：“吕骥是抗大校歌的作曲者。我们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着抗大的传统……”
吕骥接到邀请后，两天内就为校歌谱好激越雄壮的旋律，并根据发音要求提出删除“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一句中之“的”字，得到了郭沫若的同意。
9月19日，郭沫若邀请吕骥专程来校，借用解放军政治学院大礼堂教1500多名学生学唱校歌。次日，学校成立暨开学典礼议程第一项即全体与会人员合唱校歌，中国科大人在穿透时空的校歌声中踏上了科教报国的宏远征程。

1959年，郭沫若有感于学校理工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学特点，决定微调校歌歌词，改“又红又专，亦工亦农”为“又红又专，理实交融”。至此，中国科大校歌歌词最终定稿。
1977年8月，在中国科大第一次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提请郭沫若重新审定校歌，希望恢复校园里的“弦歌之声”。郭沫若在重新审定后，认为还是用改过的“理实交融”为好。
2008年，中国科大建校50周年之际，有些社会人士提出修改校歌歌词，以使其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语言环境。但中国科大人一致认为《永恒的东风》歌词富有时代特色，承载了中国科大红专并进、科教报国的理想，也充分阐释了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学校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决定不做修改。
六十余载风雨历程，校歌的旋律时常回荡在校园内，激励着万千师生加快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脚步。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国科大，即将离开校园之际，夹道送别的师生不约而同共唱《永恒的东风》，既流露出中国科大人不忘科教报国之初心，亦将送别之景凝成校园内一份永恒回忆。

http://arch.ustc.edu.cn/2022/0602/c30522a557251/page.htm
（《书记带你看校史》结尾部分有全校师齐唱校歌的感人视频）